赵国地处今天的山西北部和中部以及河北西部和南部地区，北有燕胡，西有强秦，东有齐国，南有魏韩，内有中山，是公认的“四战之国”，在海内鼎沸、战争频仍的战国时代，可以说几乎没有一刻不在进行着战争，处境十分危急。待到赵武灵王即位前后，战事更为激烈。即位前两年，赵国与秦交战，将领赵疵兵败被杀，秦国夺取了赵国的蔺、离石等地。即位前一年，赵国被齐、魏联军击败，主将韩举死于桑丘。即位当年，秦、齐、楚、燕、魏等国更是欺新王年幼，各带精兵万人参加赵武灵王父亲肃侯的丧礼，示以兵威。武灵王九年，赵、魏、韩三国联合攻秦，竟为秦一国所败，赵军被斩首八万，损失惨重。如此的屡屡损兵折将和元气损耗，使得赵国国力每况愈下。此外，国中国中山国的存在，加之齐国的支持，时刻威胁着赵国都城邯郸的安全，风雨飘摇中的赵国可谓朝不保夕。作为一位奋发有为且富有血性的君主，为了一改赵国的颓势，更好地抵御外来入侵，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伟业，武灵王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实施一场全新的军事变革，史称“胡服骑射”。其核心内容就是在赵国全境推广胡人的服装，并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创建骑兵，加强赵军的机动性与奔袭能力。同时，调整赵国外交策略，采取“稳定东、南、西，集中力量向北方胡地进行扩张，扩大版图，充实国力，再徐图逐鹿中原”的温和策略，缓解与中原各国的矛盾。为了便于新政推行，武灵王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并亲自说服宗族，习骑马，练射箭，训练士卒，使得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并通过协助秦国迎立昭王为君的机会，结好秦国，为赵国赢得了良好的声望。“胡服骑射”推行后，赵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终于将国土南北连成一片，一跃成为当时仅次于秦、齐的第三号军事强国。
赵国的崛起和秦赵关系的改善，打破了秦、齐东西争霸的列国格局，后来武灵王曾想与秦国开战，通过河套地区奔袭秦都咸阳，但随着其死于沙丘之乱，该计划为继任者惠文王所搁置。秦、赵、宋三国最终结成联盟，地缘上成品字形，借以对抗东面的齐、韩、魏阵营，这一同盟固然短暂，但对于战国时期历史格局的走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客观上促使其向着有利于秦国的方向发展。其一，一个友好且强大的赵国的存在使得齐国很难越过中原直接进攻秦国腹地，以解楚国之困，首尾相救的态势很难形成，齐楚联盟也就失去了往日的威力，为秦国南下攻取楚国创造了条件。其二，赵国的强大充实了三晋国家的实力，三晋与齐国矛盾深远，这就为日后的五国合纵灭齐埋下了伏笔，齐国的破败无形中为秦国统一天下减少了一个最为强劲的对手。
然而，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虽说效果显著，但终究仅仅是一场军事改革，至多也就是促进了文化融合，是不能与秦国的商鞅变法相提并论的。《易传》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商鞅变法注重对社会的变革，消除传统贵族的固有特权，重用贤能，鼓励耕战，从根本上激发出基层老百姓为国效力的热情，是国家强盛、军队善战的根本解决方法，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属于“道”的范畴。而赵国武灵王的改革仅仅局限于军事，没有经济、政治相支撑的军事实力是靠不住的，也是不能之久的。“胡服骑射”可谓是为赵国打入了一阵军事强心剂，创建了骑兵，培养了廉颇、李牧等诸多名将，但并没有改变赵国的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社会面貌，属于“器”的改变，只是治标，并非治本之举。因此，赵国在战国后期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充其量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实际上其根本不具备兼并天下的政治、经济能力。由此可知，后来的秦-赵长平之战，秦国胜得虽属偶然，但其最终横扫六合确是必然之势。
任何历史人物和社会改革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赵武灵王及其领导的胡服骑射改革也不例外。赵武灵王侧重于军事方面的改革，却淡化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在处理王位继承问题上感情用事，酿成内讧，削弱了国力。
